编者按

　　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

　　青年时代的他才华横溢成就非凡

　　到古稀之年乃至八十高龄以后还勤学不止，笔耕不辍

　　他治学严谨，师德高尚，虚怀若谷，为人谦和

　　他一生淡泊名利，不尚奢华，教书育人，潜心治学

　　他用书信寄托对学生期望和鼓励

　　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学生的关怀之情

　　他的“活到老、学到老、著述到老”的精神

　　将永远留存在学生的心中

方福前（82级校友）

　　惊悉刘涤源先生溘然长逝，我和他的亲友、同事以及众多学生一样，心情无比悲痛。

　　刘涤源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经济史等领域造诣很深，成果卓著。他在青年时代就才华横溢，成就非凡。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货币相对数量说》是这一时期国内最优秀的学术成果之一。这篇论文先获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1944年度杨铨学术奖金，后于194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被选作大学用书多年，1947年又被再版。他和谭崇台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本内容最丰富、学术水平最高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中青年学人都是首先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才对西方经济学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刘涤源先生是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专家，他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的造诣和成果国内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1989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不少高校把这本著作选作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我当年不是在武汉大学注册的学生，但是刘涤源先生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师，并且这种师生之间的教学和交往自1982年以来一直持续到他老人家故世之前。

　　我于1982年1月在安徽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旋即考取本系研究生，因当时我的导师滕茂桐先生将要去德国和美国作为期两年的访问，加上安徽大学经济学系的师资力量有限，所以学校决定把我送到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代培。我于1982年9月来到风景如画、闻名遐迩的武汉大学，受业于刘涤源、谭崇台、傅殷才等一大批名师，并直接受刘涤源先生指导，从此和先生结下了不解的师生情缘。

　　当时给我们研究生授课的都是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也是国内学术界的一流教授。刘涤源、谭崇台、吴纪先、朱景尧、李崇淮、傅殷才等先生联合给我们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谭崇台先生给我们讲授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原著，刘涤源先生给我们讲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英文原著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傅殷才先生给我们讲授《经济学说史》。这些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讲授得法，他们授课使我们获益匪浅。

　　刘涤源先生的授课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在讲课过程中经常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告诫我们要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合理评价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既不要盲目照搬，也不应全盘否定;二是告诫我们要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立志将来成为一流经济学家，至少也要成为二流经济学家。我想，时至今日，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对刘先生的谆谆告诫和殷切期望一定还言犹在耳。据说先生在弥留之际、神智恍惚时和谭崇台先生交谈的内容之一是不断重复“正确”、“合理”二词。可见，如何科学地对待西方经济学是先生终身思考的课题。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又受过美国教育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能有这样始终一贯的思想，委实难能可贵!

　　我一踏进武汉大学校门，刘先生就把我视作他自己的研究生，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关怀备至。我选哪些课程，看什么参考书，先生都一一给以指教。我有问题请教先生，先生总是耐心给以解答。因我不是在武汉大学注册的研究生，当时在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借书都有困难，先生特地到系资料室帮我疏通，请资料员为我借阅提供方便。先生还把他的藏书借给我阅读，有些上课用的英文资料是先生事先复印好了免费提供给我的。我能够在珞珈山下顺利完成学位课程的学习，与先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由于受谭崇台先生讲授凯恩斯《通论》和刘涤源先生讲授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启发，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倍数理论与凯恩斯革命》为题研究凯恩斯思想由《货币论》到《通论》的发展过程。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刘先生不但给我许多具体指导，还把他尚未送交发表的“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两篇论文手稿主动提供给我参考。由此可以看出，先生为后学授业解惑真乃是无私无保留!在论文收集资料阶段，我先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发现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整理编辑的《凯恩斯全集》(共30卷，当时尚未出齐)，这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研究分析，我基本上弄清了凯恩斯思想转变的动因和凯恩斯思想由《货币论》到《通论》的发展线索。我的论文引起刘涤源先生的极大兴趣，他给我的论文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度评价。在答辩会上，这篇论文受到由刘涤源、谭崇台、傅殷才和张剑锋(时任安徽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四位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1985年3月我被武汉大学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安微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此后一直到刘先生去世前夕，先生与我保持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教学和交往联系。在这十几年间，先生至少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有时候一个月好几封信。先生希望我继续钻研，把硕士学位论文扩展成一本专著，使它成为我的成名之作。先生不但给我的研究做进一步指导，而且不断为我提供参考资料。先生每看到与我的硕士论文有关的资料或书总是把它剪贴下来或买了寄给我;每当他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他总是寄一份给我学习。十几年来，先生寄给我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书、信函累积起来厚达3尺有余!先生对学生的深情厚意由此可见万分之一、二。为了给我的学习和工作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先生多次鼓励我报考武汉大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记得是1988年，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报名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刘先生和谭崇台先生商量后，专门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给我寄来一套报名表和报名材料，督促我报考。当时因我母亲长期患病刚去世，加上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我不得不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我没有再度成为刘先生和谭先生的学生，失去了在先生身边耳提面命的机会，是我求学生涯中的一大憾事!刘先生不但时时鞭策我们要努力学习、不断进取，而且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他常和我们说：做学问“要万米长跑，不要百米冲刺”。他时时关注他的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对我们取得的每一个微小成绩，甚至是看到学生发表的一篇论文，他都感到高兴和欣慰。1990年我在安徽大学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我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199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被晋升为教授，随后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先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每次都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祝贺。我们这些学生的成长无不凝结着先生的心血和希冀。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尚奢华，教书育人，潜心治学。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结束以后，先生虽已年逾花甲，但是学术青春不老。先生发誓要把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给他造成的学术损失夺回来。他一边兢兢业业教书，一边踏踏实实研究。多年的心血积淀终于结出累累硕果。80年代以来，先生的学术成果如山泉喷发，一发而不可收。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几本著作外，先生出版的主要著作还有：《阿·马歇尔经济学说提要》(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马克思〈资本论〉中科学抽象法研究》(合著，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反通货膨胀论：通货膨胀的理论和实践》(主编，199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合著，1995年，中国物价出版社);还主持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重点项目“凯恩斯主义研究”;先生一生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70多篇是在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不难设想，如果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先生长期坎坷，先生的学术成果还要丰富得多，辉煌得多!先生到古稀之年乃至八十高龄以后还勤学不止，笔耕不辍。先生在这次住院前一刻还在伏案著述，到他撒手人寰时他的写字台上还摆着摊开的稿纸、钢笔和资料。先生真乃活到老、学到老、著述到老!

　　先生治学严谨，师德高尚，虚怀若谷，为人谦和。早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先生就征求我的意见，他今后撰写凯恩斯理论方面的专著时要吸收我的研究成果，但是会注明成果来源。1989年他的大作《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出版，书中引用了我的硕士论文的部分内容，为此他特地在该书的第165页加了一个长长的注释，说明这部分内容是引自我的硕士论文，并申明“不敢掠美，特此注明”。先生的严谨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由这件小事可见一斑。先生每有大作问世总是赠我一本，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福前学弟指正”。他在写给我的信中也总是称我为“学弟”，从不以老师和学术前辈自居。先生胸怀宽广，待人慈善，从不与人斤斤计较，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人发火;年轻后学即便有错或无知，先生也从不加以申斥，而是耐心地给以指教。先生与学生交往，只是给予，不求索取，不要报答。先生的高洁、大度、谦和和平易近人赢得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爱戴和崇敬。

　　先生晚年的最大心愿是组织撰写一套凯恩斯主义研究系列专著。最初计划是出版三卷：《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上卷)，《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卷)，《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下卷)。先生在1986年就写好了上卷初稿，并打印成册分送同行征求意见，1989年上卷出版面世。后两卷的初稿本当在1989年就由先生组织完成，但是由于学术著作出版难，这两卷迟迟未能付梓。后来先生进一步计划把这套专著扩展成14卷，成为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百科全书。学术界同行都知晓先生的这一庞大计划，称赞这是功德无量之举，盼望这个浩大学术工程早日完工。但是由于时下出学术著作难、出多卷学术著作更难，这一学术壮举由于经费困难而搁浅。于是先生在年逾八旬之后还一边组稿，一边为经费和出版操劳，真乃是殚精竭虑!先生年事已高，不图名，不图利，只图为人间多留一份学术成果。经过先生多年努力，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学校领导支持下，1996年武汉大学出版社终于同意出版这套系列专著的中的首批5卷，后续各卷再陆续分批出齐。多年的心愿实现了，先生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和这套系列专著的撰稿人之一，也感到无比高兴和欣慰;我们都在心里想，这下先生的身心可以得到解放了。有谁知，首批5卷正在付梓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先生却匆匆离别尘世!首批5卷虽出，但是先生的宏伟心愿未了!

　　先生走了，但是先生的人品、师德、成果永存。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