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他成长于珞珈山，坎坷于珞珈山

　　成就于珞珈山，长眠于珞珈山傍

　　他淡泊名、利、权，而专心致志于教学与学术研究

　　他严谨学风的永远被学生铭记在心中

　　让我们跟随彭明朗校友一起去感念刘涤源教授的学风与品德

　　彭明朗（45级校友）

一

　　恩师刘涤源教授因病于1997年12月1日溘然辞世，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研究和珞(珞珈山)—喻(喻家山)学派无法弥补的损失。

　　恩师1938年从武大经济学系毕业后，在我国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土学位论文《货币相对数量学说》。出版后获当时国内最高荣誉的“杨铨学术奖”和“财政学会奖”。l944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47年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丰厚待遇和研究条件以及未婚妻可移民美国的承诺，毅然回国并选择了回母校执教。当年时值武大重回珞珈山不久，在任教期间，刘老讲授《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货币理论》。我毕业离校后，他又主讲《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因为他兼任系主任(原系主任张培刚老师外调筹办华中理工大学)，准备进行课程改革，攻克《资本论》这座科学堡垒。

　　恩师淡泊名、利、权，而专心致志于教学与学术研究。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才缺乏，当时的政务院到武大来调人，曾想调恩师去中国人民银行，因为他是以货币银行学家而著称的，但他没有去，而是留校教书育人，数十年如一日。他除对我本人悉心教导外，对我的学生乃至我学生的学生也是爱屋及乌。我在湘潭大学任教10年，指导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生，因湘大无此方向的答辩权，我带研究生去武大答辩，他总是亲自参加或主持，把答辩会和指点会结合起米，使学生受益终身。此外，由恩师主编而吸收学生参编的事例较多，如培养和支持傅殷才教授任副主编等。又如刘老近著《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垄断价格机构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本书从构思、观点的形成与理论的论证、章节大纲都是恩师早就心中有数的，最后吸收陈恕祥、徐长生两位中青年学者参加，成为有创见的著作。此外，恩师还以口头授意、点明观点、书面提纲、指定参考书或剪报资料等形式去扶掖后学。在选题方面，我曾听他多次提出：大题大作，中题中作，小题小作，以及进而小题大作的发展过程。这既是刘老的经验之谈，也是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的客观事物发展过程。据我所知，恩师出版一本书或写一篇有质量的论文，总要先有观点、有腹稿、有提纲，然后组织与带动一批人集体攻关。他说，一个严肃而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决不能以剪刀加浆糊去从事创作，恩师的这种严谨学风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恩师的上述品德和学风，应该说来源于老武大的校训“明诚弘毅”和现在的新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同时，更直接的来源于武大老一辈创业者尤其是和经济学系一批德高望重的先贤先哲的熏陶分不开的，如王星拱、周鲠生、李剑农、皮宗石、任凯南、杨端六、刘秉麟等，以及湖湘文化的影响与其个人的修养。

　　二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之弦一天比一天绷得更紧。对恩师来说，几乎每次运动都要触及或伤害他，但是他毫不怨天尤人，不后悔自己毅然回国的选择。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已进入高龄，还是坚持认为“当初我回国是正确的选择”。“心底无私大地宽”，因为要报效祖国，他曾先后两次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建国方略。他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敢于解剖自己，向刚从湖南大学调来武大任校长、党的一大代表、著名的马克思上义哲学家李达教授学习。他在武大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说：“在学术上，我是长期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资本论》的研究，我是十足的半路出家。关于这一弱点，我有自知之明，并不讳言。”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他进一步(解放前他已阅读过)钻研《资本论》并写出了好儿篇有关《资本论》中科学抽象法的文章，而且加以运用去对比、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非科学抽象法。由于论文质量高，发表后为不少报刊所转载，后来出版了专著：《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合著，武大出版社l988年版)。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恩师以当时流行的苏联学者所出版的l6分册为蓝本进行钻研，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收获，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当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曾去看望他，他不悲观失望，总是津津乐道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对比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更为科学与正确。他表里一致，对马克思心悦诚服，坚信不疑，不论是讲话或写文章都是如此。他是通过理论的探讨，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用对比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后来他当了“编外资料员”，编写出各类“专题资料汇编”，如《资产阶级利润学说选辑》、《资产阶级关于〈物资刺激〉的资料》、《阿·马歇尔经济学说提要》、《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方法》、《人民资本主义批判》等。这些资料汇编，为刘老平反后所写的多本专著提供了基础性资料。他说那是平生研撰最勤奋、每日工作时间最长、强度最大的阶段。“文革”中他曾下放到沙洋农场放牛，他的成功之作《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初稿就是在当时写成第一稿，其后四易其稿、历时l3年才正式出版。恩师在回国后经历那么多磨难坎坷，他与师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理解，所以能熬过日日夜夜。对待困难，他总是“安之若素，甘之如饴”。

　　“文革”结束后，恩师冤假错三位一体的案件很快得到平反。而平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他递交入党申请书，于l984年正式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和湖北省政协委员等。恩师的入党，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爱党、爱国、爱自己的专业的。恩师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比，通过自己对两方经济学家著作的“评议”来信服共产主义，并经受了几乎是残酷的考验而最终成为共产党员的。

　　三

　　恩师一辈子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发达国家即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以及建国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起来，恩师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一)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了有发展意义的新的科学解说;(二)科学地、客观地、评价(议)了两方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既不是“骂倒”也不是“拜倒”。他正确肯定西方经济学在历史长河中对推动两方国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因而成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成果与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三)把两方经济学的理论、政策，经过去伪存真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副标题的用词)，然后又经过恩师由表及里的“评议”(恩师后来的常用词)，分辩出精华与糟粕，从而洋为中用，这些或供启发、或供借鉴、或直接间接地引进，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扎实的理论根底和广阔的视野，以及高超的洞察力是办不到的。

　　恩师的专著和论文，仅仅根据武大经济学院为院庆10周年(1986-l996)和经济学系系庆70周年(1926-l996)而编印的《继往开来的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武大出版社1996年版)所收集的很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来看，计专著9本(不包括他逝世后赶出装订出版的《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5本和其他将整理定稿的10多本)，论文237篇，这批论文是从1980-1995年这段时间所公开发表的。而他在建国后到错划前所公开发表的以及为青年学者著作所写的“序言”一篇也未列入。例如，据我所知，建国初期恩师和武大历史系著名学者吴于廑先生关于社会发展的一场争论，恩师强调社会的“剩余”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有关论述，这篇论文写得较长，就没有统计进去。至于“文革”后为青年学者著作所写的“序言”少说也有十多篇，其中仅有隋启炎教授的《欧·美·日经济的比较研究》被列进去了。此外他所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如在台湾《珞珈》和《校友通讯》和内刊上的文章，虽有史料性也有一定学术性，恩师则一篇也没有收入。可见，恩师对文章的质量要求即学术价值，是十分严谨的。

　　恩师的专著和论文，始终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针对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写作方针。我认为这是著名的“湖湘文化”(学说)的本质特点在刘老这一代人身上的延续与体现，或者说是“湖湘文化”在新时代的表现。“湖湘文化”是以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为基地，在代表人物上以周敦颐(l0l6-l073)、王夫之(16l9-l692)、魏源(1794-1857)、曾国藩(181l-l872)、谭嗣同(l865一l898)，一直到杨昌济(1871-1920)、杨树达(1885—1956)、李剑农(1880-l963)、杨端六(1885-1966)等先贤先哲为代表。上述“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对恩师的影响，有的是学术思想，有的是品德熏陶，有的则是直接受教。此外，著名地理学家、恩师的岳父黄同璋教授也是湘乡人，都与曾国藩一家同属湘乡市人，显然恩师受到了地缘民俗的影响。其次，“湖湘文化”的精髓可以概括为：忧国忧民、经世济民、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等经济之学和个人品德的韧性、耐性、忍性、辣性、蛮性(“湖南蛮子”的蛮性，能吃苦耐劳，要干到底，而非不讲理之野蛮之蛮)等可贵性格。其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分成政治—军事人物一支与思想—学术人物一支，恩师是属于后者。他的性格、品德、治学、义章，乃至于学术思想和理论特色是和“湖湘文化”及其传统相一致的，因而把恩师和“湖湘文化”联系起来是吻合的。

　　如果我们把上述武大经济学院院庆时所收集到的恩师的专著和论文并与“湖湘文化”的本质特点加以对比，粗略地可以把恩师的专著与论文分成两类或三类，以便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纯理论性的

　　这种理论性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空洞无物或无的放矢。如他与谭崇台教授合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武大出版社1983年版，l990年修订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介绍与评议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适应当时国内需要的专著。其后有北大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胡代光等4位教授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大出版社1989年初版，其后又有修订版)。稍前有上海复旦大学宋承先教授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l988年版)。我认为这是我国当前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套西方经济学著作，各有千秋，均可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钻研。

　　另外如恩师的《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有关凯恩斯主义两章的自成体系的延伸与扩充，是我国对西方经济学说研究中第一本以一个经济学家为对象而进行立体式详尽评议的书，并为后来恩师的《凯恩斯主义研究》系列丛书打下思想与框架基础，难度是很大的。其他如《西方利润理论研究》(和傅殷才教授合编、武大山版社1993年版，列入武大学术丛书)、《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垄断价格机构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恩师身处逆境时所构思的，后来成书的专著。

　　（二）政策性著作

　　把理论变成可操作性的政策，使理论发挥巨大的物质作用，这是一个能动的科学加工，也是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环节。《反通货膨胀论——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就是最好的例证。本书是由恩师主编而由13位老、中、青学者共同参与的。观点是极为明显的，即对通货膨胀问题是坚决地“反”，而不是“放”。(在这里使我想起了恩师在解放前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文章，其中包括大反特反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恩师的通货膨胀的观点在40年代就已成熟了的)。当时国内有些学者和博士生导师却拜倒在西方经济学脚下，公开鼓吹凯恩斯的温和通货膨胀有益无害论，而恩师则以长期研究货币理论与凯恩斯的深刻体验，旗帜鲜明地“反通货膨胀”。由于这本书的影响，国家教委的社科发展中心专门邀请恩师赴北京开会，肯定这一观点。

　　这些著作的理论贡献，因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加论述。但可以肯定，恩师在著作中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科学的抽象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得出的结论符合经济现实，作到了历史与现实、逻辑与实践的统一。如《垄断价格机理研究》一书，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劳动价值论推向一个新阶段，而反驳了形形色色的反劳动价值论的滥调，从早期庸俗经济学到主观价值论，到马歇尔的剪刀价格论和斯拉法的标准商品论等，证明了“价值论——经济学体系的纯沽性的试金石”。北京的丁冰、吴易风两教授在《经济学动态》l997年第2期对本书的书评中认为：该书“作出了系统而科学的肯定回答，从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术研究上作出十分可喜的新贡献。”而恩师自己对这一“新贡献”的评价则冷静而又谦虚地认为：“学海无涯，在浩瀚无际的海滨，拾到一颗小贝壳，那有什么好骄傲自满的呢?”

　　关于恩师近20年来的学术论文，一是其论文的系列性，一个问题能写出几篇相关联的论文，有些是前后联系，有些是左右横向联系，这样就把要研究的问题围在一个小胡同里，变成不证自明，迎刃而解了。二是论文与专著相互配合，相互呼应。有些论文是对专著中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有些则是先写论文再写书，先探水深水浅，再下水捉鱼(问题)，这两者是双管齐下，相得易彰的。三是论文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证分析，夹叙夹议与注释归纳相结合，但毕竟和专著有所不同。总之，论文的范围仍是西方经济学说，及各个流派与主要代表人物。他反复教育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评议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也就是列宁教导我们的：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即“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所以，我把恩师的观点概括为：对西方经济学说要剥其皮、抽其筋(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又要讲道理、讲分寸(从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去评价)。正因为如此，在收集的近40篇论文中，涉及凯恩斯主义的有15篇，涉及马歇尔的有5篇，涉及《资本论》的有6篇，其他都是涉及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中的重点问题或争议问题，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类问题的对比研究，以及一些洋为中用的问题。很明显，恩师的科研范围广而不杂，深而不浊，可以付之实践并且看得见效果。

　　恩师对西方经济学研究集大成的著作是《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原为14卷，后压缩为l2卷)。这是我国对西方经济学说研究跨世纪的科学工程。公认为是“填补国内西方经济学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由于学术研究的工程宏大只能分批出版，恩师在给他的得意门生、台湾《珞珈》主编、武大经济学院兼职教授蔡名相学长的信中说：“我们的《凯恩斯土义研究》14卷巨型专著丛书出版，工程量大，……在世纪内先出10卷，又分两批，首批5卷在1995—1996出版，次批力争在1997—1998年出版。至于其他各卷则推迟到21世纪初，争取尽早出齐这套巨型丛书。”不幸的是，这套丛书的前5卷即：《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修订本)、《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和《凯恩斯经济思想形成过程》。虽己印好但未及装订成册，恩师仅发病两天即病逝于武汉协和医院，这样只得赶装订各一本与恩师骨灰和师母骨灰同穴，长眠于珞珈山旁之武昌殡仪馆公墓。

　　恩师成长于珞珈山，坎坷于珞珈山，成就于珞珈山，长眠于珞珈山傍，九泉之下仍望新一代珞珈山人完成其未竟的跨世纪工程，繁荣珞一喻学派。恩师的一生，就是这样不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而又不断去追求真理，真正实践并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的教导：“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个顶点，对恩师来说就是《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的科学大厦。我们这些后学门生的责任就是要把恩师遗留下来的几百万字的遗稿遗著整理出来，使他的血汗结晶成为公共财富。此外，还有三卷本的《自选集》，已有提纲编目。确如他老生前最后一次给我的信中(1997年11月20写)所说“你和杨宗传为我编辑此集，这是长期师生关系情谊的一个纪念。”这确是一个大写的永恒的纪念。

　　(摘自《经济学家》1998年第02期)

　　校友简介：彭明朗(1925.8～)，男，湖南洞口人，1949年7月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毕业。曾任湖南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长沙工业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湖南中山财经进修学院特约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院研究会理事，湖南外国经济学院研究地名誉理事长，邵阳市经济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