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作为调干生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9月初正式离开武汉铁路局第五工程处党委宣传部到学校报到。我们6411班共有同学45人，有10多名是调干生，其余是从普高考入的，除4名女同学外，全为男生。由于班上同学之间年龄相差悬殊，各有长短，平时都亲如兄弟姐妹，都注意相互关心与帮助，大多同学间关系处理较好，5年中班上团结向上的氛围都比较浓，不少同学相互之间留下了良好印象与深厚友谊，至今仍保持联系。
我毕业后一直留校工作，仍在经济系领导与老师们的关心、教育与帮助下成长，我对此感恩不尽。现曾主持经济系工作的党政领导与为我们开课的大多数老师已先后谢世，但他们个个音容笑貌仍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现仍健在的李守庸、郭吴新、刘光杰、代鲁、温端云、吴佩均、黄训腾、陶德清等老师，还经常会面和交谈，我衷心祝愿这些我敬爱的老师都健康长寿。今天在这里主要就对我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终身不忘的尹世杰、曾启贤、刘光杰三位恩师的点滴事实作以简单回顾与介绍。
支持我教改建议的尹世杰教授
我上大学期间，尹世杰教授是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教授部门经济学。文革期间尹世杰教授受到错误批斗，后先后调到湘谭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专攻消费经济学，是我国该领域的著名教授、学者，2013年初在长沙不幸逝世，享年90岁。
我1959年刚一入学正值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大辨论，批判旧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经过几个月的课堂教学，我虽然觉得有些老师很敬业，但方法欠妥，主要是课堂灌输过多，缺少自学、思考与讨论时间。明明有了教科书或老师编写的讲义，大多数内容只要学生认真看看，并不难理解，可有些老师还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授，浪费时间，效果不太好。这年底我写了一封信，亲自交给尹老师。我记得主要内容是：我们班有不少调干生，在单位三门理论课（哲学、党史、政治经济学）大多不同程度学过，而我本是一县中学的政治课教师，后调到铁路部门党委宣传部负责理论教育，单位党委为了培养提高我的水平，还先后送我到河北省委初、中级党校学习近一年……我说文科与理工科不一样，文科教材凡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人，自己认真看看，大半内容可自解其意，不需要教师讲那么多，采用以自学为主、老师就重点难点给以必要辅导，加适当讨论，互帮互学，这样比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效果更好些……等等。
到1960年5、6月间的一天，尹老师在系办公室对我说：你提的建议校党委已批准，让系里办一个研究班进行试点，以读经典著作《资本论》等为主，结合批判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用自学为主，加必要的教师辅导与讨论，三年毕业后到时希望你们一些同志留校工作。暑假后一开学，就宣布这个班正式成立了，成员有刚进入二年级的我与徐荣堂，三年级的方运发、杨荆楚等7、8人，四年级是张旭初等，还有两位刚毕业的留校助教李声华与李绍栋。并宣布班长是李声华，党支部书记是方运发、副书记是我。系里教师由总支副书记汤在新负责。
这个试点性的研究班成立不几天，根据省委要求，由当时校党委书记刘真同志带领部分师生作为省委检查团赴新洲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经济系指定由汤在新同志带队，学生有三年级全体与研究班大部分及温端云等几位老师参加。从1960年9月到1961年4、5月间，共7、8月的时间，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先后转战李集与阳逻公社，主要是发动群众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多吃多占与干部特殊化风），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使我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步。5、6月间刚一回校，尹世杰同志说这个班高教部不同意，请大家还是回原班就读。
我的教改建议虽中途夭折，但尹老师热心与大胆支持教改的勇气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而且我的那项建议，我认为至今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多年来我国大中小学的教师多数是课堂上讲的多、灌的多，让学生自学、练习与互学时间少，启发与讨论式教学少，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少，支持学生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少。实践证明这不利于充分调动学生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总是老师牵着学生的鼻子走，这应该是当今我国教改需认真解决的一大问题。著名的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思想应该诞生在学生心里，教师仅仅应当像助产士那样办事”（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年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1017页），可我们的一些教师包括我自己也曾做了许多违反教育规律的蠢事。总结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师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并面对现实，最近几年来我写了多份教育改革的建议与文章，呈送教育部领导同志，几次及时反馈意见，都说值得参考，并表示感谢或刊发有有关报刊上，我希望能为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鼓励我勇于独立思考的曾启贤教授
我刚入学就听一些老师说曾启贤老师治学严谨，并熟读《资本论》，后来他为我们讲授该课，果非虚言。他当时是经济系的副系主任，是个教学与行政双肩挑的干部，工作本已很忙，但1963年我的学年论文与1964年的毕业论文都是由他亲自指导完成的。因此与他多次直接接触，对他的工作与为人，特别是热爱与关心学生，鼓励学生多思考、应有个人独立见解等有了更多了解，为此给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
1963年我的学年论文的题目是“试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我结合个人60、61年参加农村社会实践的体验与实际情况，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分别作了说明：一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要求，这时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要求时，它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生产关系若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要求时，它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前两者是传统的理论观点，没有异议，而第三种情况是我个人大胆独立思考的结果。当时，我在班上同学中私下里就说过，我国农村从55年到58年三年迈了三大步，即从初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不是落后生产力水平，而是大大超过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要求，以致造成了59年到61年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然我在写论文时不能照个人想法直说，而是用了个“若”字，是一种假设的意思。
1964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进一步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我们班曾有一位从安徽大学来进修的老师，他叫尹继春，我与他比较谈得来，他向我私下介绍了上世纪60年代初所在省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五统一”下的包产到户问题（主要指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立刻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共鸣。1962年我作为班上党支部书记，一次组织党员同志学习湖北省委党内刊物《湖北通讯》时，读到有一篇文章的编者按：“黄冈地区有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暗流……”，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这到底是“暗流”，还是“明流”现在还很难说。我内心深处是主张可以试验，以结果如何论是非。我不同意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一刀切，应允许有差异，才好比较长短与优劣。我从《苏联集体农庄》书中看到一篇介绍拖拉机手联产计酬的经验介绍，以利防止其只讲耕作数量不讲质量，我如获至宝。为此，我还亲自跑到校党委宣传部长柳佑同志处汇报思想（因我曾任校广播台长与他较熟悉），谈我个人为什么同意包产到户问题。他当时听了我的意见，虽若有所思，但不作任何表态。正是出于我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对农村问题兴趣甚浓并非常关注，所以我的两篇论文都选择了有关农村与农业问题，认为这是我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曾启贤老师对我个人的一些真实想法并不完全了解，我未与他直接交过心，他可能从言谈中或从系里有关领导同志那里知道我的观点或略有察觉。1964年写毕业论文时，为了促使我把自己的论文写好，他特批我一个人下乡两周去作社会调查。我先后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孝感地县农村工作部与肖岗公社等处收集资料，调查了解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等，在占有了大量资料基础上我便撰写了自己的论文。我在文中特别强调进一步强化与严格经营管理的必要性与重大意义，应避免人人不负责，个个不出力现象的发生；提出应当建立健全严格的个人生产责任制与农产品收入应以按劳分配为主，对按以人头分粮为主提出了不同意见。当然，我不会也不敢用文字表述“包产到户”问题，只是强调应如何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主动性与积极性。
曾启贤老师在给我的两篇论文评分时，力排众议，都评为优，写的评语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肯于独立思考……”。上世纪80年代，有一天我和曾启贤、谭崇台教授一同到院里参加政治学习，三人走到校财务部大楼附近，曾老师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郑华，你知不知道我为你的论文问题，文化革命中是背了黑锅的（当时有人指责他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现在很清楚了嘛！”我连忙说：“知道，知道，对不起！”我说我也被人指责为17年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老师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上世纪末本应他可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过早离开了人世。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曾老师当时的比较科学的态度与宽容，以及系里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的开明与保护，我的后果很难设想，所以我终生对他及有关同志怀有深深敬意。
指导我如何写好论文的刘光杰教授
我在读大学时，刘光杰老师为我们班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他为人宽厚，待人随和，备课认真，课堂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并在课间常与一些同学自由交谈或讨论一些问题。
1963年系里要求我们写一篇学年论文，为第二年写好毕业论文作练习与准备工作。我清楚记得这年的4、5月间的一天，刘老师提着个包从教室返家的路上，我与他在原武大邮电局门口相遇，我抓住机会立即向他请教怎样写好论文问题。他说写出的文章不能扫帚形，下边散开一大片，而应当像菱形，两头小、中间大，注意开门见山尽快进入主题，中间要有一条主线，由浅入深，一层层展开，达到高潮时要慢慢收拢，最后回到主题上来；这样写出的文章，中心思想明确，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头尾相呼应，就会比较好。他生动、具体、形象的语言，使我顿时醒悟，豁然开朗，牢记在心中终生不忘。他的那次指点使我终生受益，在我当教师指导学生写论文时常用刘老师讲给我听的话，告诉自己的学生，刘老师的写作技巧可谓代代相传。
现在刘老师与夫人温端云老师都80多岁了，与我同一个党支部与小组，每年有多次聚会学习与交谈机会，他一贯关心党与国家大事，给我以积极影响，至今仍不减当年的教授风范。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大学毕业50年了，我已是80岁的老人。今天是中秋节，距2014年9月10日教师节还有两天。俗话说“人逢佳节倍思亲”，“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挖井人”。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回忆5年的大学美好生活，毕业后与许多教我的老师共同工作与生活的这些年代，想到个人能有今天都多亏党组织一次次送我入学深造和所有为我授过课的老师，特别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的领导与老师们的辛勤培养与保护。我大学期间对当时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质疑，如认为多快好省作为总路线有问题，做事都尽力做好做省没问题，而都要多快就不现实了；国家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一定时期是有限的，有的事多办，有的事就要少办，有的事要快办，有的要慢办才行等等。毕业前夕班长特意找我谈话，让我在自我鉴定中要把个人的错误言论写出来，就是入档，我照办了，但并没有影响到我毕业分配，这真是幸运。对此，我每逢想起来，总是说是当时系里党政主要领导与老师们的关爱、宽容及开明保护了我，今天愿用这片断回忆以表达我对老师们的深情厚谊与感念之情。
2014年9月8日郑华于东湖名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