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8月6日是吴纪先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日，本网特编发一组文章以资纪念。

往事历历忆恩师

高玉芳

今年8月6日是吴纪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算来吴老师已去世17个年头了，许多与老师一起学习与生活的片段也被岁月冲淡了，但终究还是有不少情景无法磨灭。

我是1963年被武大录取读研究生，但因那年海河流域暴雨，洪水冲毁了京汉铁路，我报到比规定的时间迟了半个多月。吴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比想象中的要年轻，漆黑的头发同白皙的面容对照格外精神。

第一学年开始不久，吴老师给我指派一个作业，他随手拿出一本俄文期刊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一篇短文要求我笔译出来。我很快地浏览了一遍，发现文章内容常见，不过感到这样的作业分明带有考试性质，自然很认真对待。我交卷几天后，吴老师把我的译稿全文校订后退给我，告诉我翻译应该准确表达原文全部信息，不能仅仅满足于表达一个大概的文义。在老师的示范面前，我认识到自己的学习水平和学习态度都相差很远很远。过了许多年后，我也做了老师，慢慢领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吴老师还为我学英语做了安排，特别提醒要学会欣赏语言。后来我来到北美经济研究室工作，听他谈论外语问题的机会就更多了。他曾经同我校一批老师参加翻译外国历史书的工作，他的任务是翻译芬兰史的某一部分。他遇到原文当中不少背景不清楚读不懂时，总是反复查书，完全弄明白才罢手，这样要求会增加许多的工作量。吴老师英文好这不难理解。我问他俄文是何时学的，他说是请白俄老师教的。过了多年后我才知道，英文和俄文是旧中国考外交官的必考科目。早年的严格训练与后来坚持不断地学习使他工作起来轻松自如。

大体上说，我研究生第一学年学习算是正常的。第二年就是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去就是一年半，至于专业学习只好打折扣了。从乡下回校以后，吴老师还是给我提供一个接触专业的机会。他要我写一篇有关瓦尔加新作的书评，当时20世纪资本主义一书的中文本出版不久。吴老师还找出一篇他收藏多年的文章给我做参考，那是吴清友先生写的。在批判苏修九评的影响下，我那初学者的习作也会沾上一些烟火气，不过马克思主义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却一直引导着我的学习兴趣，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研究生有时参加本系的活动，有时也单独活动。经济系的文革运动，也有打倒学校一级的“三家村”和本系的“三家村”，吴老师还算幸运。在襄阳分校的时候听到郭吴新老师谈到此事，他说，对吴老师大家都是爱护和保护的。文革开始那年我应该毕业的，可是要留在校内参加文革，这一拖就到了1968年，读硕士竟有了五年的学历。这年春夏之交我终于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吴老师，他也为我高兴。这时，我注意到老师的双鬓已变灰白。

再次见到老师已经是1974年暑期，我被调入武大经济系。我非常希望能有个机会继续学业。别看离开学校六、七年了，我的心底里藏着一个“未完成学业的情结”，期望有机会能够弥补。

这时襄阳分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逐渐恢复。北美经济研究室安排在红砖瓦房端头的三间屋里，贴墙而立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外文书刊，大家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吴老师与朱景尧老师同中青年老师们朝夕相处。那时，吴老师都是住在单身宿舍，吃集体食堂，要不是有出差任务，每个学期都留在分校。艰苦的农村生活环境似乎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吴老师领导研究室的同志们全面地推进着各项工作。全室研究人员都参加战后美国经济周期与危机的研究，还带领周茂荣老师与李存勋老师编写《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一书，着手并同赵德縯老师合作开展加拿大经济研究。研究室不定期地出版北美经济资料，这在当时外国经济研究工作薄弱，特别是文革年代不少单位工作中断的条件下，能够坚持跟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运行是很有意义的。

吴老师在研究室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我们都知道的。我记得他曾经在短短几天内赶出长篇文稿。因为他平日留心，充分了解背景，善于娴熟地使用统计资料，所以行文迅捷，出稿快，反复修改两遍就可以交卷了。他写字非常快，而且好像非常用力，写到临近结尾时，以至每个笔画都敲得桌子当当响。我在一旁听着这激情写作的声响，不由得想到啄木鸟的叮咚乐章。我有一次对陈毓华老师谈起这件事，她竟不太相信。我敢说，这是我亲眼所见，也绝非仅有一次。

吴老师还擅长扑捉课题，向研究生建议的课题，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并且认为现实生活中有用的。他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从来不傲慢，不居高临下，不教训人，不嘲笑人，待人平等言语平和。偶然也有失常，有一次，朱景尧老师为了一个专业术语的译法征询吴老师的意见，结果两人争吵起来，他们这把纪早应该就过了争胜好强的阶段，何以为了一个小词而争得面红耳赤? 我知道这恰恰是在他们各自熟知的领域里，各有近乎固执的坚持，把温良恭俭让置之一隅。

襄阳分校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结束之前，大家理所当然要为国家前途担忧。在谈到批林批孔批周公时，我记得吴老师常说到“老成谋国”。我曾问过老师，既然文革的教条把大家紧紧地束缚着，后人怎敢改弦易辙，吴老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国人民勇敢地走出困局，这是表达亿万人民共同的心声。这时吴老师年届六十，但是他身体健康，工作欲望强。1977年结束了分校生活，经济系与哲学系全部迁回武大本部，吴老师的工作更多了。有一段他担任系主任，并且帮助筹建管理系。他太忙了，同老师无拘无束交谈的机会再难找到。后来吴老师年近八十了，显然被老年性疾病所困扰，许多很想听听他的见解的问题，也无法讨论，为此我深感悲凉和寂寞。

吴老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50年他结束在英国从事的研究准备回国，曾经遭到英国政府阻挠，他同一批留学生在报纸上发表申明，要求回到新中国。他说这段历史应该查得到。我还记得，曾谈到如今的社会风气，他的一句话令我记忆深刻，“如果那样的话，就同旧社会差不多。”我们期望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永远不要旧社会的沉渣泛起，永远不要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我相信这正是吴老师的愿望。

高玉芳，1963年吉林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同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读研究生，师从吴纪先教授。1968年分配到湖北开关厂工作，先后当过工人和职员。1974年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1982-1984年间在加拿大约克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1993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退休。

纪念吴纪先老师诞辰100周年

南开大学 宫占奎

本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吴纪先教授，1981年毕业，留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年5月调南开大学工作至今。

在武汉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将近5年时间，吴纪先老师对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一生中受益最深的恩师和前辈。

吴老师学术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对我影响极大。我读硕士期间，吴老师教授我们国际贸易、专业英语课程，使我们受益匪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对我的论文写作指导，从选题到提纲敲定，再到论文写作，最后的论文答辩，老师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导师提到的写作方法一直影响着我一生的学术发展。导师提出，在动手写作论文之前，首先要把相关资料整理完整，一是统计资料，二是相关理论，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统计资料，因为从经济学发展角度分析，先有统计资料，对统计资料的分析，才产生经济理论。如果没有统计数据作为论文写作的基础，可能文章得出的结论与实际不符。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以及在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工作期间，我对统计数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首先研究数据的变化以及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参考相关经济理论，顺利完成了硕士论文写作。调到南开大学工作，我选择了教授世界经济统计课程，尤其是对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收支课程的教授，首先是导师的启发与教导，认为这门课程对学生今后的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很大帮助。另外的因素是对武汉大学朱景尧教授、南开大学陈荫枋学术风格和为人的崇拜，使我喜欢教授这门课程。

我在南开大学期间，尤其是最近的20年中，尽管研究的对象是APEC和FTA问题，但对经济统计课程的教授始终利用最新统计数据，紧密跟踪联合国统计署和IMF的统计方法改革，教授给学生最新统计知识。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成果显著，主持的多个项目得到教育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的表扬。

回顾在武汉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武汉大学和恩师对我硕士毕业后的工作构建了一个发展平台。我在学期间，导师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周期和危机问题，导师1976年就出版了《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一书，1978年又出版了《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我在学期间深入学习了恩师著作，体会到恩师提出的统计数据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的意义所在。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支持，阐明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问题是不可能的。

我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经常与恩师有书信来往，恩师的教诲以及恩师对学生的无私帮助影响着我的工作，其中在生活方面，恩师总是问寒问暖。所以我当了硕士、博士导师后，对我的学生除了学习方面的指导，生活上也尽我所能，让学生感到学校的温暖，感到导师的亲情，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获得优异学习成绩的有力保障之一。

在纪念恩师诞辰百年之际，回顾恩师的教诲，回顾自己成长历程，感谢恩师！感谢母校武汉大学！

2014年8月于南开园

宫占奎，南开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APEC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天津市人民政府授衔世界经济专家，天津市劳动模范。

深切怀念我的恩师——敬爱的吴纪先先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宋玉华

2014年8月6日是我的导师——敬爱的吴纪先先生诞辰百年的纪念日。等待纪念会信息的几个月来，我在武汉大学美加经济研究所学习的往事，一幕幕地在脑海重现，在心胸撞击……。

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深深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吴老师，是您在1978年10 月力荐录我进入武大美加所攻读硕士学位；是您，在我于当年11月底报到入学即面临期末考试重压下鼓励我好好准备应试；是您，在1981年帮助我顺利完成论文和论文答辩；还是您，在我面临毕业分配的那个艰难时刻，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事后我才从茂荣老师那里知道您曾亲自去学生科了解我的分配去向，并为此而动怒……。

最让学生忘不了的，是您关于我学位论文选题的深思熟虑与不懈坚持，指导我从事美国三级政府财政关系的研究。你对美国经济运作与政府财政关系的远见卓识，您关于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真知灼见，学生在数年后才真正领悟。

我们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研究生，国家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几届大学生中选拔出来，加以培养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对人才的急需。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和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先生始终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坚持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对我们学位论文的选题，导师费尽心血，悉心思考选择。老师要求我做美国联邦政府与州与地方三级政府财政关系的研究。老师对我说，美国那么大，各项事业光靠联邦政府是不行的，一定要发挥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财权与事权的分配与执行对中国政府一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时的中国财政体制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采取统收统支的办法，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易发挥。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因此，集权与分权的讨论与改革方向的选择成为当时的热点问题，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来说也是极为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与方向选择，成为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经济加快发展的瓶颈。对此学界应当结合国内外做法与经验加强研究、参与讨论。

无疑，我很明白导师的这个选题立意高远、极其重要。然而在开始准备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可获得的美国资料极为有限，一手资料几无（当时尚无网络）；而国内资料也难以从相关部门获得，我陷入了犹豫和困惑，甚至一度想到放弃。是吴老师的坚持、指导与给予我的切实帮助，使我坚持了下来。我除了尽可能利用所里的资料外，又设法从北京获得一些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加以消化与思考，有了一些思想并最终完成论文。1981年10月9日，经吴先生和校内外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严格评审，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优秀。当时，我非常高兴，对导师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在日记中写到，“三年紧张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将以全部身心、孜孜不倦地投入社会为我安排的新生活，决心克服困难，去把握人生、战胜人生！”回顾30多年来自己走过的道路，自信我是这样去做了。在老师给我开辟的美国经济这块土地上不懈地耕耘，用辛勤与汗水，换来一些哪怕是极微小但却属于自己的果实。如今可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的是：吴老师，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厚爱、培养与期望。

尊敬的吴先生，学生永远怀念您！您深明大义、禀直忠厚、朴实无华、坦诚大度、献身国家的高尚品质与敬业精神永远是学生的楷模；您辛勤操劳、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永远是学生的行为准则；您的音容笑貌已永远铭刻在学生的心中。

2014年8月5日

宋玉华，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本科，1978年至1981年师从吴纪先教授攻读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武大毕业后曾先后在国家物价局、浙江省委党校工作。现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吴纪先教授生平

1914年8月6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县。1925年毕业于家乡的公立第二小学。1931年毕业于上海民立中学。1934年毕业于旧海关在前“北平”设立的“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海关工作，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海关任职。1941年从重庆海关被借调至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工作。1943年底赴美国留学。1945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硕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48年在联合国在上海设立的“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任“经济研究专员”；年底随“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迁往泰国曼谷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其他同事们分工编写1947年和1948年度的亚洲远东经济情况报告。1949年辞去联合国职务，赴英国访问，在牛津、伦敦从事写作约10个月。

1950年5月离英回国。1950年9月起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1951年参加民主建国会；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专著《东南亚经济概观》。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译著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彭尘舜合译）。1961年发表《盛宣怀与中国革命》《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197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应城膏矿史话》（与汤在新合编）。197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主编）；同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翻译门德尔逊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二卷（与郭吴新、赵德合縯译）。1978年被推举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湖北省代表；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主编）。1979年发表《战后美国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加拿大经济》（与赵德縯、高玉芳合著）；同年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主持编写）。1980--1983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1981年11月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发表《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几个问题》（《世界经济》杂志1981年第1期）。1981—85年间任武汉市第五届和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983年发表《美国政府干预国内经济情况概述》（《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发表《试从理论上探讨当代世界经济的基本问题》（《世界经济》杂志1983年第8期）。l984年发表《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关系的变动与发展小城镇问题》（《江汉论坛》l984年第4期）。1986年任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1988年发表《80年代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世界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第一作者）。1989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五十州》（主编）。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战后美国加拿大经济周期与危机》（主编）。1997年11月17日病逝。（姜文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