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教授简介：

李玲教授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曾在美国匹斯堡大学经济系、美国Towson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香港工业大学管理系任教。2003年回国任教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目前还担任北京市政府顾问、卫生部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兼职。

　　李玲教授先后于1982年和1987年获武汉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经济学硕士学位；接着求学于美国匹斯堡大学,并于1990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她曾获得美国Towson大学1995-2000共六个年度的优异表现奖，曾获美国匹斯堡大学1994年“Mckay博士前教育奖学金”和该校教学优秀资格认证。

李玲教授主要教学与科研领域是卫生经济学，卫生服务管理，医疗计划和评估，和商业研究方法。

记者：李老师，您好！我是hbs04红宝石线路的学生记者。欢迎您回到母校！10年前在国内经济学教学还居于传统教学模式下时，“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CER）已经开始了新的教学改革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CCER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育研究的重要阵地，并成为许多兄弟院校要赶超的对象。例如武汉大学的数理金融与数理经济试验班、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改革、清华大学对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等教授的引进都表明国内的经济学教学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作为CCER的领导之一，你可以谈谈CCER是如何保持在经济学教学科研领域的领先地位吗?

李玲：我们正在努力，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优势就是整齐划一的海归队伍。所有的学者都是系统训练过的。我们现在有27位专家，而且是老中青相结合，层次分明，尤其是我们比较资深一点的教授不仅受过西方的正规训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将教学科研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也是我们以后再引进人才的基础。而且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这是我们的优势。另外，我觉得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非常明确，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跨越了普及经济学这个阶段。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着力培养中国最好的博士生。而且我们的着眼点是世界前沿，我们的目标是要占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世界学术前沿，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当然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院系正在走着我们当时走的路。中国这个舞台太大了，我们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同行者，他们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促进。

记者：CCER现在师资比得上美国二流高校的师资吗？

李玲：应该要好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教核心主干课的老师都是曾在美国一流大学教书的，比如朱家祥老师，在大学教了十年的计量，沈艳老师——CCER的一位老师——就是他的学生，他们是在美国一流大学教书，而且教的非常好。霍德明老师也是在美国教了很多年的书，还有巫和懋老师，可以说他是在做金融、做微观的亚洲华人里面排在前面的。他们这几位老师在做最核心的基础教学。但是我们一般自己称我们就二流，二流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打一个基础，但是在我们中国经济学领域绝对是一流的。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CCER培养的博士生质量？也请您顺便介绍一下CCER在培养研究生方面的一些努力。

李玲：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创造模式。如果我们跟着美国走，我们做得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二流。我觉得美国的发展阶段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平衡或者均衡的一个状态。因此，它有财力可以养大量的经济学家，他们正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微观领域的，也就是很细很细、很小很小的题目。而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变革可以说天翻地覆，我们研究的都是大问题。我觉得目前西方这套培养模式，像批量生产一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多是看小问题，而不是看大全局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或者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有这个雄心，或者说有这个远见卓识吧，去培养真正能解决我们问题的人才，因为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那么在这个领域，如果我们能成功，我们就一步走在前面了。所谓的主流，实际上是你研究的经济问题重要到什么程度。你成了世界上都关注的，那就是主流了。世界都不关注，那就不是主流。我对中国经济是充满信心的。我在中心可以跟国际上的很多学者接触，他们也都有这个信心。

记者：但是最近有种观点说今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也就是一个转折点。那么在今年之后，中国经济的预期不是以前那么好了。很多国际投资机构都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玲：我觉得那些机构预期的调整经常进行，预期的结果经常上上下下。下调一点没有关系。我个人感觉是一个拐点，中国经济是拐进了更稳健的时期。因为我们在LEARNING BY DOING，就是我们在干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科学发展观，现在就是非常对的，尤其是和谐社会，这其实非常有深远意义的。我觉得你们学生应该花更多精力来体验这个是什么，我们现在更多地把我们文化的东西推出来了，也就是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所谓美国化或者西方化的发展模式，其实会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越来越不和谐，因为这会对资源产生大量的运用，这样的话，和谐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提倡和谐社会，包括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世界这个理念时，是在创造人类新的发展观，也就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协调各方。因为我们中国比他们面临的问题更艰巨。设想一下，中国人每个人开小汽车，全世界的能源都不够我们花。所以我们在面临这么巨大的资源压力时，会有压力，也会有动力，我们也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发展观。

记者：您说的非常对，和谐社会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最近，很多省退出了国家统计局绿色GDP试点，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玲：我觉得也许这些试点的推行方式没有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英国最近登出一百名环保英雄，也就是说把他们推到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高度。这反映了环保目前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受到空前重视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绿色GDP必然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了生态威胁，今年欧洲是暖冬，滑雪的山上都没有雪了，我们必须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也许我们对现在一刀切推行绿色GDP的方式需要探讨，但是我认为走向更生态更环保的发展模式肯定是大方向。

记者：您本科是学的物理，后来却成了一名经济学者，能讲讲是什么促使您改学经济学的呢？

李玲：当时学物理就是想为中国做贡献。我们这代人的教育非常理想化，就是要为中国做贡献。当时国内特别缺科技人才，我就选择了学习物理。然后在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科技人才是很缺，但是不是最缺，最缺是对资源的配置。所以我就转去学习了经济学。

记者：说起您，不得不提到宿迁医疗改革。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改革课题组两次赴江苏省宿迁市，对那里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调研，并对公众发表了你们的研究报告，报告发表后您的同事周其仁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你们对宿迁医改持否定性评价的报告，并没有以可靠的、合法的验证为基础。而几天前清华大学也发表了清华版报告，充分肯定了宿迁医改的思路。对于这两种质疑的声音，您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吗？

李玲：我觉得我们报告是写了我们看到的。经济学家是有自己的观点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同一个问题，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讲。这个是没有太多的矛盾的。但是，清华的报告我是看了的，魏凤春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不懂卫生经济学。那么他的结论是不是下得有点不严肃。我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因为我毕竟在这个领域研究了这么多年，而且世界各国的卫生体制我都非常的熟悉。我现在有个职业病，就是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第一就是看人家的医院，所以我对医院是熟得不得了。我们在那里，自己看病，自己访谈病人，访谈老百姓。我觉得不论是从我们的研究方法还是知识的积累上讲，我们的结论更符合实际。当然也有很多人在网上质疑我们的数据不够，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宿迁医院在放掉以后没有统计系统，政府的数据也不准确，因为它没有统计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去看病连病历都不要，连挂号都不要，那些数据是怎么统计的？所以还有个方法就是做大面积的访谈，做问卷，我们就做了很多访谈。但是做问卷的话要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这个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跟政府接洽，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不发问卷的访谈得出结论。

记者：您在您的报告中也披露了宿迁改革的一些情况，请问您是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改革，包括医疗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

李玲：我觉得我们人类社会就是在一步步探索中发展的，其实大家公认的就是市场有好的地方，也有失灵的地方。在失灵的地方，就需要政府来干预。医疗这个领域确实是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去干预。正如海闻老师说的那样，政府其实可以更多地以市场机制的方式来干预，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在实践中不停地学。其实中国曾经创造过最好的医疗服务体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我们创造了中国模式，现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学我们的模式。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很多很多。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2006年9月21日，《中国与世界观察》上面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的文章，文章指出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之痛是政府失责，市场失灵，您觉得究竟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让政府不失责，市场不失灵呢？

李玲：其实一直以来我批评得最狠的，首先就是政府的失职。因为在这个领域，连美国这样最市场化的国家，政府承担的责任都只有一半。那么我们国家首先是政府不承担责任，把医院推到市场，让医院到市场去挣钱，所以就失灵了。政府让原本的失灵更扭曲。所以我一贯批评的就是政府，而我批着批着又变成政府的人了，我觉得也挺好玩。我觉得我们政府现在也认识到了。政府应该明确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发展的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要生活得更好，健康太重要了，不能把这个责任放弃了。(hbs04红宝石线路学生记者贺燕青 刘夏 李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