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下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灿明教授造访我院财政与税收系，并为全院师生作了题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由财政系主任卢洪友教授主持。
报告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第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分析；第二，中国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杨校长认为：总体而言目前处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
世界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总体上不会太好，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的基础隐患尚未完全消除，即世界经济不平衡状况未改变。具体而言，一方面经济体内部财政收支不平衡：部分经济体消费与储蓄缺口巨大，长期超前消费，另一些经济体，储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收支长期不平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进口年年超出口，而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顺差年年扩大，国际之间收支长期不平衡。
其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根本源动力上的缺乏。一方面政策和体制调整能够带来经济发展，而目前这种来自制度调整的动力源不明朗。从几十年之前的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到30年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开放，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体制转轨，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由此带来的体制变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现阶段是否存在这种世界性的源动力尚不明朗。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能够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而当前乃至未来的一段时间这种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前景预期不明朗。
虽然世界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总体上不会太好，但也不会太差，同样存在两大因素：
其一，世界范围内已经逐步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经济治理格局。过去世界缺乏一种经济的联合治理格局，而现行全球经济与以往具有实质性差别：协调与一致应对的格局已经出现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多层次的集团化格局（Group），如G20作为全球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协调组织，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并已经形成各经济体领导人高峰对话机制；由经济最发达的7个西方工业化大国组成的G7，以及由增长最快的5个发展中经济体组成的G5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互动治理作用；此外以中美互动对话机制为主体的G2模式也在世界经济互动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二，全球核心经济体之间核心要素互动的态势。一些国际收支盈余经济体的资金正在大量地回流到那些国际收支不足的经济体；而技术上大致呈现一个反方向流动的趋势。
对于世界经济形势总判断是：短期内看欧美经济表现；中期看中国经济表现；而长期则看欧美中三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协调与再平衡。
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元经济危机，对欧元区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危害，但是并未对欧盟核心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各核心国家依然保持着弱增长态势；美国遵循“调结构先行、再保增长和就业”的效率型复苏计划，带来其2011年第4季度包括就业在内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强势反弹。与此同时，作为世界贸易盈余和高增长大国，中国是帮助世界经济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一环；而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迫在眉睫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杨校长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思路：
其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转型升级，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为生产而生产转向为消费而生产；由为国外居民消费而生产转向既为国外居民消费也为国内居民消费而生产；由粗放式的经济扩张转向集约型的增长。同时，由依赖于物质资本为主的增长转为依赖于人力资本为主的增长；由依赖资源消费为主的增长转为依赖科技创新为主的增长。
其二，变片面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政策转变为双向鼓励政策，特别是要利用过剩冗余的外汇储备扩大进口高科技、研发性技术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其三，消除人民币汇率升值“恐惧症”，变被动升值为主动策略性升值。过去在外汇和储蓄双缺口环境下政府选择性低估人民币汇率，而当前在“双过剩”背景下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可能更加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争取博弈优势和改善国际环境。
其四，引进外资政策从积极鼓励态度转变为“中性”政策。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私人资本流向国外，如何留住并利用好这些国内流动资本值得思考；同时对外投资政策也需要采取谨慎态度，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
最后，杨校长与师生同学进行交流互动，并就老师同学的提问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解答。（hbs04红宝石线路财政与税收系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