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身为大”出自《孟子》，意思是“君子独善其身，不为身外之事所染”。这是1946年武汉大学国文作文试题，之后便成了当时应试者之一、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铭记一生的信条。

家传师承

董辅礽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先后在宁波、重庆、武汉等商业发达城市生活，对商业文明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和理解，这对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市场经济研究大有裨益。

上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已经跻身于民国五大名校之列。1946年，董辅礽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顺利考入。那时的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回迁珞珈山，呈现出万象更新、大师云集、云蒸霞蔚之势。著名学者周鲠生教授为时任校长，张培刚、杨端六、刘秉麟、李剑农、李崇淮、刘绪贻等名师鼎立携手，共同造就了武汉大学经济学的辉煌。先生的经济学启蒙老师张培刚教授最早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工业化问题，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1948年，牛津大学致函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高级生地位，此后武汉大学毕业生前往牛津大学研究学习仅凭学校证件、审查成绩单即可。

先生就是在这样风景如画、学术水平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大学中度过了大学时光，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对市场经济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1949年，先生名列法学院第一名，毕业留校任教并于1953年被保送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耶夫和图列茨基，他的毕业论文《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长达20万字，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营进行了深入探索，兼顾在苏联的学习和回国的应用，被导师评为“分析精深、新颖深刻”，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年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并回国服务祖国经济建设。

敢为人先

先生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共生共荣，在一些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就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成为早期中国经济成长论的典型代表。1978年9月，他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问题，提出了要实行“政企分开”和“整社分开”，此离经叛道之语一出，石破天惊，构成了强大的董氏冲击波。

1980年，他提出了改革应当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不改革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就不会成功”。1985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多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90年代初，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要“有退有进”。

此外，他还联系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思想，比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来改变二元经济等等。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之一，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新发展经济理论的倡导者，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积极推动者。他终其一生把做学问、追求真理看作比世界上一切事乃至于生命都重要的多，除了学问还是学问，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仁者风范

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先生的一生就是严于律己，守身为大，怀着对祖国深深的爱、对人民浓浓的情，把自己的毕生的智慧和努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体现了中华民族历经千年以来生生不息的仁者风范和天地正气。

他生前这样评价自己：“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如果有，那不过是工作努力罢了，再就是注重独立思考，努力做到不随波逐流，不说违心的话。由于各方面变革太快，要追上形势，不至于落伍，我只能努力赶上去。”

他生活简朴，身居斗室胸怀天下。留学回国30多年，一直住在北京三里河并不宽敞的房子里，无论寒冬酷暑，他坚持步行去月坛北小街的经济所上班。他衣着简朴，常年四季只穿件衬衣和单裤，冬天来了只是在衬衣外加一件夹克或西服，戏称用“冷空气浴”强身健体。

先生外表有些冷峻，但怀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1961年，他在东北考察时，目睹了一个顾客在商店买饼干时遭人抢。回京后，他立即写了一份很有份量的调查报告，反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2000年，他在贵州毕节地区考察时，对农民凋敝的生活感到揪心，毫不犹豫塞给了农民200元钱。临终前几天，先生还在卧榻上，通过电话和网络指导学生做论文。

先生在学业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体现出一种学者的严谨、认真、谦虚和广阔的胸怀。他对学生论文严格要求，甚至标点符号也予以圈正，对学生在论文中的不同观点也能予以接纳只要学生言之有据。

先生本身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在去美国治病前，离开医院最后一次回到家，他四处看着、摸摸，出门前留恋的说：“多么温馨的家啊!”身患癌症晚期依然保持乐观顽强的意志，赴美就医期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勇敢参加临床试验。先生宁静告别世界时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顽强的与癌症抗争的意志也构成了先生一生最后一道美丽的风景。

光焰不熄

在面对未来茫然无知时，追忆先哲承接传统，往往能为我们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从而为解决未来的问题提供方向性的战略思路，这对于思想的演进和学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和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成立就是光大先生风范、续接先哲传统和开启时代未来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成为武大董辅礽经济社会研究院的第一届学生，是一种荣誉、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责任、一种鞭策。

2004年7月30日，先生在大洋彼岸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度走向了永恒的沉寂。法国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说过这么一段话：“今天，他安息了。他在同一天步入光荣，也步入坟墓。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在先生逝世10年后的今天，我想此刻先生在中华大地的星空之上，一定在静静地守望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斯人远去，风范永存。薪尽火传，光焰不熄!愿先生的风范和光焰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作者系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第一届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