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的一生，以“竖起脊梁担事”为信念，他对国家改革和经济建设鞠躬尽瘁，为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一生。“培桃育李唯真唯实德业高深堪典范，建言献策忧国忧民胸怀坦荡留英名”，这就是李老一生的真实写照。且看辜胜阻教授与李老的不解情缘。

　　2016年10月14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李崇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李崇淮是武汉大学教授，1950年加入民建，曾任民建中央第五、六届副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民建武汉市委第七、八、九届主委。他爱国爱民、品格高尚，思想深邃、秉性耿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为人师表、桃李满园。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改革和经济建设鞠躬尽瘁的一生，是为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一生，是为国家教育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回忆过往，先生慈祥睿智的眼神，温和亲切的话语，以学报国的精神风范，仿佛仍在眼前。我和先生相知相识，始于70年代末我作为77级大学生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当时，他开设的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课程及其讲义为刚刚改革开放后的一代学子打开了别开生面的“一扇窗”。

　　一、铁肩“担事”的坚定爱国者

　　李崇淮是坚定的爱国者。他1916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淮阴的一个教育世家，父亲李更生先生是江苏省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毛泽东同志早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曾对其父“毁家兴学”之举给予高度评价。受家风熏染，李崇淮毕生都以父亲的座右铭“竖起脊梁担事”为信念，矢志以学报国。1934年他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转入华西大学研究外国文学。随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加深，他深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纯粹的自然科学和文学都缓不济急，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经济落后，想要扭转中国社会落后的现状首先应该从研究经世济民的科学着手，于是毅然决定转修经济学，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怀着“以学报国”的梦想，1943年10月，李崇淮乘飞机离开重庆，不远万里奔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深造，攻读硕士学位。起初，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教务长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展示出明显的傲慢和歧视，李崇淮倍受刺激，为此废寝忘食，刻苦攻读，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得多项荣誉及奖学金，为同胞学子争得了荣誉。在美期间，李崇淮在耶鲁大学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945年6月，李崇淮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希望这位出色的东方才子能继续在本校攻读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发展。但当李崇淮得知祖国赢得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回国，为祖国建设贡献才智。

　　1946年5月，李崇淮毅然返回祖国，任职于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这次“离美归国”，是李崇淮先生人生中第一次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抉择。回国后，李崇淮在汉口银行任职的同时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在此期间，基于单纯的改良社会主义立场，以及对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现状的担忧，李崇淮于1947年提出了“物价指数本位币制”的货币理论，主张“用一种综合的物价指数单位作为价值标准，让它在观念上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希望用这种保值的“指数单位”来计算债券、储蓄，成为调剂流通量的“蓄水池”。这一理论虽然未能被国民党当局采纳，但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慧眼识良驹”，聘请他为武大经济系特约讲师;他与中共地下党人的结识，也开始于此。1948年8月，内战仍在僵持之中，广大民众备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李崇淮不惧个人安危，只身去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极力劝说美国不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不少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纷纷举家南迁。李崇淮为了继承父亲教育救国的遗志，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他选择留在武汉并受聘成为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一名专职教授。这一举动无疑稳定了武汉地区一大批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心。1949年5月武汉和平解放后，李崇淮应邀参加了武汉大学的接管工作，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0年7月，他加入了民主建国会。李崇淮深受人民政府器重，在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同时，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计划处副处长、武汉大学银行专修科副主任和武汉大学总务长。1951年，他被人民政府授予“武汉市模范教师”称号。

　　二、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师

　　李崇淮先生是德高望重、深受爱戴的良师和学者。他从事教育工作60载，桃李满天下。他一生治学严谨，造诣深厚，著述颇丰。他编著和译校的著作共8部，发表论文近百篇。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为了弥补被反右运动和文革浩劫耽误的二十年，崇淮先生仿佛忘记自己已年过花甲，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忘我地投入到教学研究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李崇淮先生最大的经济学成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后来，这一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当时，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融合是一个最大的理论难点。李崇淮先生通过其股份制思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及实践等研究成果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崇淮先生是较早提出运用股份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学者之一。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伟大的发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股份制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当时积极主张股份制改革的代表性学者北有厉以宁，南有李崇淮。同时，董辅礽、萧灼基、王珏、冯兰瑞、蒋一苇等经济学家也大力主张股份制改革。1984年，李崇淮教授提出“股份公司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却不能把它的作用完全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可利用股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为四化建设服务。”同年他主编了《股票基本知识和实践》一书，发行数万册，销售一空，其后有人说股份制姓‘资’，出版社就不再发行了。该书被誉为“建国以来我国最早介绍股票基本知识的专著”。面对争论，李崇淮先生明确指出，“股份制经济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嫁给资本主义，可以姓“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嫁给社会主义，应该姓“社”。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股份制得到正式肯定。当年10月16日，正在开会的李崇淮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地说：“1984年我就提出了运用股份制的问题。现在十五大肯定了股份制，我非常高兴。”李崇淮先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如此鲜明地提出运用股份制，难能可贵，体现出他的胆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李崇淮先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及实践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在一次湖北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崇淮先生尖锐地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诸多问题，与改革的时代要求不一致。如人们习惯于用行政办法来管理经济，管得过宽过死，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捆住了企业的手脚。在经营活动中重生产、轻流通，重产值、轻质量，重生产者、轻消费者;在分配问题上习惯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搞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经济成分上重全民、轻集体、卡个体，不能一视同仁;在经营思想上缺乏市场观念、价值观念，不重视经济效益，不重视知识和人才的开发，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管理等等(李崇淮，1984)。对于当时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李崇淮先生提出许多创新的观点。1985年，他提出要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金融改革，继续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个体经济发展，进行价格体系改革等一系列建议(李崇淮，1985)。他是较早提出金融改革的学者之一。1985年，李崇淮先生指出在全面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步伐。1990年，李崇淮先生强调“新增投资的重点要放在企业技术改造;要提高农民收入，吸引工业品下乡;要采取‘进口替代政策’。”事实证明，李崇淮先生的这些观点和建议，大部分都在后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应验和采纳，先生对经济体制改革现实问题的许多深入思考，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李崇淮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践行，为当时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树立了榜样。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提出用“三个符合”来判断是非。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两个凡是”论得到纠正，但思想战线面临严重“雾霾”。在当时的背景下，李崇淮先生在多篇著作中强调经济学研究一定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辩证的，绝不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我们判断是非就要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左”的思想判断是非都是引经据典，甚至不问时间、地点、条件而生搬硬套，断章取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是经典著作上找不到的，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当前实际来阐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左”的思想阻扰(李崇淮，1984)。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提出“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评判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

　　当李崇淮先生被问到，为何能有先见之明和胆量宣传股份制思想，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提出“三个符合”时?他总是眯起笑眼说：一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令人鼓舞，二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货币理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李崇淮先生在货币经济理论上有独特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民币性质问题的大讨论中，李崇淮是“非黄金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他指出，黄金已经不再具备作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黄金已经不再作为世界货币，黄金在各国国内和国际间也不再是货币商品。人民币和各国纸币都是信用货币，都不再代表黄金(李崇淮，1981)。1982年3月，李崇淮先生进一步阐明了人民币与黄金的关系，明确表示人民币与黄金从没有发生联系。1983年，他对人民币与黄金的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黄金已经不能作为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他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要联系实际来运用。李崇淮先生强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价变动主要反映黄金市场中的投机活动，而不是作为货币商品所代表的价值变化。同时，李崇淮教授分析了纸币由黄金发展到脱离黄金的历史演变后，提出纸币代表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的理论。在讨论中，李崇淮教授提出“纸币代表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也就是代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以此为价值尺度，来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的价值。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所代表的价值是在流通中形成的(刘锡良，2011)。”他的黄金非货币化思想以黄金成为货币商品和还原为一般商品的原因为出发点，继而论述纸币是如何由代表黄金发展到脱离黄金，再论述纸币价值从何而来?纸币代表什么?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是货币?黄金是如何成为货币并退出货币领域的问题。他进一步提出黄金非世界货币说(李崇淮，1982)，从黄金曾是世界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的世界货币作用大大削弱，牙买加会议后黄金离开了世界货币的宝座和怎样理解黄金作为国际储备的作用(黄宪，2011)等四个角度阐明了黄金在实际情况中应发挥的作用。

　　198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新解。他认为不能照搬马克思一个世纪以前对经典金本位下货币流通规律的表达，有必要将这一规律放在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理解，把金本位制度看成是货币流通规律在纸币作为黄金的符号的条件下的特殊表现(李崇淮，1985)。他从马克思论述的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怎么理解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新条件下对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解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商品交换的货币价值应与商品的总价值相等。他指出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本质就是流通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在金本位下，一切商品都可以用一定含金量的价格来表示。在当前信用货币时代，情况有所不同。他创造性地提出把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u)引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每单位货币价值(即单位货币对商品的购买力)等于商品总价值与商品总价格的比值。在激烈的学术争鸣中，李崇淮教授系统性地阐述了中国货币形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李崇淮先生为我国金融学及经济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教学为学生打开了别开生面的“一扇窗”。他对武汉大学金融学的成长和发展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改革开放最初的一代武大学子印象最深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校教学百废待兴，武汉大学能够最早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当时的武汉大学云集了一大批从海外名校归国的经济学家，是全国最早恢复经济、金融学科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作为银行家出身的李崇淮先生，率先在武大开设西方经济学专题，讲授西方货币银行学。上课时，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授课的内容丰富具体，经常用讨论式的方法和学生们互动，他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讲授和批判极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为学生们打开了经济理论的“另一扇窗”。后来他又推动创办了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并兼任副院长，为武大管理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79年，李崇淮教授开始讲授《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银行》，1989年，他主编出版了《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这是我国现代金融学的开山之作，1992年更名为《西方货币银行学》，1995年荣获国家教委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先生的教学和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金融学及经济学专业的学子，对中国货币银行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作为教授，李崇淮先生提出，要坚持“不唯老师是从，不唯多数是从，不唯名人是从”的“三不”治学原则。

　　李崇淮先生的观点和论著是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的，有其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所选择的政策道路和取得的成就便是证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孙起孟在1993年出版的《李崇淮文选》序言中，充分肯定了李崇淮先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他“追求真理的严谨态度和学者风骨”感慨不已。2005年10月，武汉大学为李崇淮教授举行90华诞暨从教58周年庆典。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亲致贺信，高度评价了李崇淮教授的精神和贡献，称之为“以学报国的风范”。

　　三、多党合作的“一面旗帜”

　　改革开放后，李崇淮先生利用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机会，反映社情民意，为改革发展鼓与呼，积极围绕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建言立论，参政议政。从1983年到1997年，李崇淮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5年期间，每年领衔和会签数十件议案，内容涵盖科技、教育、法律、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被誉为敢于直言的多产“议案专家”。

　　李崇淮先生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以“两通”为突破口，推进武汉实施综合改革战略，使武汉改革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不仅激活了武汉的改革开放，也使半个中国活跃起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李崇淮先生和他的一些同事在一组论文中提出以下战略构想:即以“两通”为翼，以工业为主体，凭借“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交通运输中心、内外贸易中心、工业基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以及信息、咨询中心等等。武汉市委、市政府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以“两通”为突破口的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1984年9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关于批转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报告的通知》正式颁布并执行。该方案改变了武汉市过去条块分割的局面，提高了各种经济要素的流通效率，促进了全市产业结构升级，出现了“万商云集、千帆竞发、百货竞流、百业争雄”的繁荣景象。1984年，他又提出沿海为“弓”，长江为“箭”的“弓箭”经济战略理论，主张除沿海城市外，应当把处于祖国腹地的武汉作为对外开放城市。1985年又提出“多头开发、中间开花”，推进武汉对外开放。后来，他还在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呼吁:要在政策上扶持武汉建立金融中心。“从金融角度分析，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聚散功能和服务载体不足，金融的‘造血’机制和聚散机制不健全，是造成东西部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把武汉建成全国内地最大的、多功能的内外经济贸易中心，如果不同时建构武汉金融中心，它的战略目标是难以实现的”。1985年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同志为李崇淮颁发了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嘉奖令，李崇淮被《武汉改革志》列为第一号改革人物。

　　李崇淮先生是参政议政的资深专家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活动家，他依托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既勇于，也善于建言立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是践行多党合作的楷模和旗帜。

　　1984年，李崇淮先生提出《加快金融改革步伐的十点设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12条措施，其中第一条“在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内，建立起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多层次的横向金融网络。1985年和1988年，他又提出了在我国价格改革过程中，应将储蓄、公债和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建议。1988年9月银行实行了保值储蓄，制止了“抢购风”，对缓和物价上涨、回笼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人大代表，他领衔和会签了多项对武汉发展影响深远的人大议案，如建设武汉长江二桥、创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开发区等。

　　1991年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前夕，我参加了李崇淮先生率领的民建中央调研组，赴长江上游考察水土流失问题。当时已75岁的李老，不顾年高体弱，冒着盛夏8月的酷暑，带领调研组深入长江上游实地考察20多天，最终形成了《民建中央关于综合治理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高度重视，国家计委答复民建中央“所提建议，不但对治理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而且对全国的国土整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国务院对此建议高度重视，专门拨出巨资来治理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确保三峡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和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之后，李老和我联名在1992年的《水土保持通报》上发表《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特点及其防治对策探讨》论文，进一步在学术平台上发出声音。李崇淮先生不辞辛劳、身体力行，将经济学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这种深入实际的研究方法为参政议政发挥了表率和引领作用。

　　李崇淮先生对中国宪法发展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中，他多次建言修宪，其中关于将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入宪法两次建言，意义尤为重大。

　　第一次是建言将基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重要的职能是立法，特别是对现行宪法和法律的修改。1993年，全国人大决定对宪法进行修改，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修改宪法的8条建议，其中并未涉及多党合作内容。2月15日至2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修宪的建议。会议期间，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李崇淮找到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与他讨论商议是否可以在会上发表多党合作“入宪”的建议，孙起孟当即大力支持这一动议。2月22日，李崇淮在人大常委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几点建议》的发言，就多党合作、法治国家等五个方面建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认为，我国这种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的争权夺利，又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把它列入宪法，可以突显我国政党体制的特色、优越性和长期性，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对内教育和对外宣传。同时，他还建议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句的“文明”之后，加上“法治”两字。“我国过去长期是人治国家。把法治列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对维持我国长治久安促进各方面的建设有很多益处。”李崇淮的建议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充分肯定，当即表示:“李崇淮的建议很好，宪法上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稿转给乔石同志(时任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万里文选》第656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后，孙起孟主持召开了民建中央主席会议，决定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民建中央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在3月6日江泽民同志主持的高层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3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及时地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补充建议案》，提出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入宪”，完成了执政党的主张转变为国家意志的全部法律程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多党派国家。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参政党。上世纪80年代末，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让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进一步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为多党合作、协商民主最终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孙起孟总结民建这一重大参政议政实践时说：“‘长期存在和发展’明确规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决非权宜之计，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大特色坚持执行。它与‘发展是硬道理’一样，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同样可称之为不磨之论。坚持贯彻‘长期存在和发展’，必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大力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飞跃，不仅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和深化了民主政治建设，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建言基本政治制度“入宪”，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将永载民建史册。2012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一起走访民建中央时，充分肯定了民建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提到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话，另外充分肯定的，就是民建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宪法。

　　第二次修宪建言，是将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入宪法。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后，在武汉市政协八届二十五次常委会上，李崇淮发言提出三项对宪法的修改建议：将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写进宪法。会后，李崇淮先生和我及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王曦教授一起，进一步研讨完善了修宪的想法，形成建议书报民建中央，民建中央采纳了建议后便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办公厅回函称此《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已将《建议》转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请他们在修改《宪法》时参考采择”。1998年3月，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先生又嘱咐王曦和我在两会上再提修宪建议。同年8月，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式回函答复:“将予以认真研究”。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三条建议全部被采纳。

　　李崇淮先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还有一件小事被传为佳话。那是1988年3月25日，李崇淮出席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时看到会堂里“场内不准吸烟”的牌子，便向主席台中央正在抽烟的邓小平递了一张纸条：“小平同志，请不要吸烟”。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立即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此后还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谈及此事。小平同志的宽大胸怀和伟人气度可亲可敬，崇淮先生直言敢谏、坦诚无私的品格同样令人钦服。这一“花絮”蕴含了中国特色多党合作的精髓和大义。

“培桃育李唯真唯实德业高深堪典范，建言献策忧国忧民胸怀坦荡留英名”。李崇淮先生爱国为民的情怀，科学求真的态度，学术民主的方法，奖掖后进的用心，淡泊名利的胸怀，老当益壮的热情永远令人敬佩，值得学习!（文：辜胜阻）

原文刊发于：2017年《新华文摘》第三期。